重庆的夏天，又闷又热又潮湿。由于电力不足，居民家里的电灯像鬼火 一般，重庆人谓之“桂花灯”,大约是形容灯的亮度像桂花一样小吧。夜里 还经常停电，居民只能点油灯。普通居民晚上没事， 一般就早早地熄灯睡 觉了，而明之却要挑灯夜战整理情报。

为了保密，不管天多么闷热，他都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房间小，屋里只有一盏“桂花灯”,吊在屋子中央。灯线 的上端有个轴，下端有个秤砣似的白瓷球。需要时，可将灯头从上面拉下来， 让“桂花灯”靠近桌子。华明之视力不好，灯又不亮，还要用蝇头小楷抄写 情报，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些。

遇到停电，就只能在油灯下工作了。天热， 再加上灯火在脸旁边烤着，明之经常汗流浃背，坐在板凳上时间长了，脚下的地板就被汗水洇湿一大片。

抄写好的情报不能马上送出去，就要密藏起来。开始我们都把情报缝在 衣服里，后来发现重庆的盗贼很多，家家都在防盗贼，我们怕藏在衣服边角的情报被盗贼偷了去，就卷成一个卷儿，藏在支蚊帐或晾衣服的竹竿里。

我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已有一年了，我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 员的身份，为南方局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。工作进展顺利，屡屡受到党组织的鼓励。然而此时，我还不是共产党员。

我渴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心愿， 一直在胸中涌动。从上海到杭州，在中 央特科领导下做秘密情报工作；从武汉到重庆，我在周恩来、董必武的指 挥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，积极搜集各种情报。我是共产党的情报 人员，可那时却不是共产党员，反倒“阴差阳错”,成了党证上带“特”字的国民党员。因此，我一有机会，就会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。

1939年夏末的一天，卢竞如按约定来“串门儿”时，我再次向她提出入党 申请。我向卢竞如简要叙述了自己从老家泰兴到上海求学，以及参加革命的 过程，然后说：我1935年1月由党组织派遣正式成为浙江省政府速记员，开始 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，我在1935年底和1936年两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，当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，组织上没有答复。

明之在一旁补充说明：1935年和1936年，安娜是向当时的联系人舒曰信 提出入党要求的。老舒对我讲，上级指示，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非常 严重，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党共中员名单抓人，留在党外更安全些， 因此暂不发展党员。老舒还说，党的领导会记住哪些人提出过入党申请，以 后再发展。为了不影响安娜的情绪，我和舒曰信考虑，这些情况暂不告诉她本人。

我说：1938年5月我到武汉“八办”,立即向孟庆树同志提出入党要求。到 重庆后，我又向吴克坚同志提出入党申请。

卢竞如说：这件事我知道。

我恳切地说：卢大姐，你领导、联系我们已有半年，也比较了解我了。我有 决心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。现在我再次申请加入共产党。

卢竞如一边点头， 一边沉思道：安娜同志，你能不能给我谈谈你对党的认识?

我坦率地说：我对党的认识有个过程。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生的。封建 皇帝虽然下台了，但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依然束缚着 人们。尤其是妇女，受封建传统的压迫最深。我姐姐伊娜就是封建包办婚姻 的受害者。我要是不和姐姐一起离家出走，也会成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。那 时我要革命，为的是反封建，争自由，做个新女性。

九一八事变，日本鬼子侵 占了整个东北，我参加了泰兴中学的救亡宣传活动。1932年夏天，我和姐姐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到上海求学。没想到上海和我的家乡一样，穷苦百姓 没吃没穿，露宿街头。社会的不公，洋鬼子横行，让我愤愤不平。就在我们苦 闷彷徨的时候，有幸遇见了几个共产党人鲁自诚、舒曰信和华明之，他们给 我讲抗日救国，讲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，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，对未来充 满希望。

后来，我在王学文领导下，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。他在亭子间里教 导我，为党为国为民干革命要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生命。1938年在武汉，后 来到重庆，又受到恩来同志、董老、邓大姐等领导当面教诲，使我的思想又提 高了。我已下定决心，为共产主义献身!

卢大姐，我要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共产党员!

听了我的诉说，卢竞如非常高兴：安娜，很好!你的想法很对。共产党就像一块大磁铁，把优秀的中华儿女都吸引到一起，又用革命道理把 他们“磁化”,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。

明之插言道：我就是在加入共产党之后，才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。

卢竞如对我说：安娜同志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关于你的入党问题，我们 曾经研究过。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。你参加革命做秘密情报工作有成绩，特 别是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后，成绩很显著。你组织纪律和保密观念都很强，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回去就向党组织汇报。

我高兴地紧紧拉住了卢竞如的手：谢谢大姐!

卢竞如说：共产党员要在艰苦环境中经得起任何考验，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。你能做到么?

我坚定地点头说：能!我一定能!

回去后，卢竞如向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详细汇报了我要求入党 的情况。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，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。卢竞如表示， 她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博古经过慎重考虑，很快答复：批准沈安娜同志入党。

1939年秋，大约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。卢竞如像往常一样，在天黑以后来到我们家“串门儿”。

她一进屋，就小声对我说：“安娜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!你的入党申请，党组织批准了!”我激动得泪流满面，卢竞如紧紧把我拥入怀中。

卢竞如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说：博古同志指示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要经受各种考验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。

我含着泪表示：我一定牢记博古同志的话，永远忠于党，坚贞不渝!

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环境，不可能举行任何入党仪式。卢竞如与我和明之谈了一会儿工作，然后起身告辞。

卢竞如刚走，我就兴奋地跳着和明之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明之指着我怀有身孕的小腹说：小心!别伤着孩子!

我静下来想了想，深情地说：我的成长，除了党的教育、培养，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呀!

明之听后默默地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两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……

明之说：安娜，你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我们应该高兴才是!

这时，窗外远远传来小贩沿街叫卖夜宵的吆喝声：“红油抄手，担担面儿—— ”

明之灵机一动，对我说：“安娜，你等一下!”然后冲出门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。

在重庆，沿街叫卖的小贩很多，他们挑个担子， 一头是炉子， 一头是 馄饨、担担面的原料和佐料。川味十足的叫卖声，拖着长音儿在夜空中回荡，有时悠扬动听，有时哀怨凄凉。

这种沿街叫卖的小吃有很多种，其中比较普遍的是炒米花糖开水和红油抄手、担担面。前一种较便宜， 一般在穷人较多的下半城如朝天门码头一带叫卖，后一种稍贵一点， 一般在富人较多的上半城如上清寺一带叫卖。

不过我们虽然住在上清寺，但是却很少舍得花钱吃夜宵。今天是个特 别的日子，明之就为我买了一碗红油抄手。这种馄饨虽然做得很小，但是很 精制，味道鲜美，我当然不愿一人独享这美味， 一定要和明之共同享用。

然而红油对长期生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人来说，往往难以消受，我的前额沁出了细小的汗珠。

明之见状笑着说：算了，这辣椒油就别吃了。

我却倔强地说：连辣都怕，还干什么革命?

我们正吃得高兴，突然，从隔壁宪兵队传来拷打被捕者的野蛮吼声。受刑者声声惨叫刺痛了我们两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。

原本美味的红油抄手，也变得火辣辣地烧心，难以下咽，两人相视 无语。

过了一会儿，明之深沉地说：做个共产党员，就要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啊!

我坚定地应道：入党就意味着要作更大的牺牲，我有接受生死考验的思想准备!

不时从宪兵队传来的呵斥声和惨叫声，时时在提醒我们，这里是虎穴 狼窝。虎狼一般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，时刻威胁着我们。我从入党的这一天起，更坚定了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和经受一切考验的准备。

时隔半个世纪之后，1984年，卢竞如大姐回忆我入党时的经过，仍然非 常激动。

她写道：

1939年2月，我受党组织指派，联系安娜和明之同志，我们 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。

记得是在1939年夏秋，安娜同志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要求，我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同志汇报了安娜同志 的入党要求。博古同志开始还以为安娜1938年春在武汉被秘密派遣打入敌 内时，就已经是党员了。

我解释了她要求入党的曲折经历和强烈的愿望。博古同志明确表示同意。他说：“情况特殊，不办手续”。

这样，就由我介绍，博 古批准，安娜同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安娜的入党没有履行任何入党手续，包括宣誓仪式。可是，入党给了她更大的勇气和智慧。

1940年2月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儿。明之为她取名克放。“克”为“能”之意，寓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解放。小名为“小放”。

一天晚上，卢竞如来“串门儿”时，带来了一个大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婴儿用的小被子、斗篷、衣服、鞋帽等。

卢竞如说：这是党组织要我买了送给你们的，“八办”的领导向你们表示祝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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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，沈安娜、华明之与女儿克放在重庆合影

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我的第一个孩子庆来是在上海 生的，当时有婆婆照顾，自己不用操心。现在当我正在为新生儿的生活用品 发愁时，党组织和卢大姐考虑得这么周到，送来了这么多实用的物品，令我感慨万千。

我知道，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十分拮据，我亲眼看到，“八办”领导 人的房间里相当简陋，只有一张小床， 一张桌子，两个凳子；生活非常节俭， 外出参加各种应酬的衣服就那么一身，回来就要换下，仔细地挂在衣架上。党 组织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这么体贴入微!送给小放的用品，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奢华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卢竞如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
1939年2月，时任南方局组 织部长的博古将沈安娜、华明之的政治情况和秘密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 背景，以及他们在上清寺街的住址，详详细细告诉了我，指示我好好保护 他们，仔细作好他们的领导和联系。

当年我买婴儿用品前，请示了时任南方局代理书记的博古，他说：“你去买，我来签。”事后，发票就是博古签了后，在财务报销的。

卢大姐还写道说，那时沈安娜、华明之获取的情报我都单独 交给博古，当时博古兼任南方局社会部部长，博古常称道：“他们的情报不仅有数量，而且有质量。”

卢竞如领导、联系我和明之近两年，她把党组织的关怀，通过非常人性 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，使我们倍感温暖，受到鼓励，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卢竞如受康生等人的迫害，1962年就被投进监狱，时间 长达16年之久，1978年才出狱。我得知卢竞如出狱后，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 去看望她。

卢竞如对我说：

“'文革’中，外调人员找我调查你的历史，我都如 实说了，是我介绍沈安娜入党的。沈安娜思想单纯，对党忠诚，工作有成绩。 我说了实情，却遭到狱中监管人员的毒打，说我'不老实’。凡是我讲真话，他们就说我'不老实’,还一撮撮地揪掉我的头发，留下深深的伤痕。”

我看到卢大姐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疤痕，禁不住泪如泉涌， 一把抱住卢 大姐抽泣起来。这位老共产党员刚正不阿，坚韧不屈，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护同志的崇高精神，使我刻骨铭心，永志不忘。

把绝密文件带回家

虽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我和明之有明确分工，也就是说，我主要在台前，明之主要在台后，但是如果明之有机会获取情报，他也决不会放过。

1940年秋的一天，明之意外发现，他所管理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的 文件中，有一份载有国民党各军、师驻地和番号，以及军长、师长、政治部主 任姓名编号等内容绝密的文件，厚厚的一大本。

明之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份绝 密文件的份量。可是当时的情报获取手段还很原始，没有可以拍摄文字内容 的相机，更没有复印设备，只能手抄，而靠他一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抄完的。 明之及时把这个情况向卢竞如报告，同时将电讯总队机关的办公制度和工作规律做了说明，并提出了可以利用对方机关管理上的漏洞，获取这份情报的方案。

卢竞如马上请示博古同志，他同意密取。

明之与卢竞如约定，在星期六下班时，由他把绝密文件带回家，晚上卢 竞如来取走，立即送“八办”,组织人力抄写，星期日晚上把原件送还。星期一再悄悄带回办公室。

周末下班时，明之顺利将绝密文件带回家，卢竞如按时来到。

“东西拿到了?”

“拿到了。”

明之把伪装好的绝密文件交给卢竞如。

“好，我走了。”卢竞如不敢多耽搁，迅速离去。

望着卢竞如的背影，明之那颗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来。因为 一旦“穿绷”,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有两个担心， 一是担心在放回保密柜之前被 发现，二是担心周日晚上不能按时送回来。厚厚的一大本， 一天一夜哪能抄得完啊?

我安慰他说：星期天，谁也不会想到要用它的。“八办”肯定全力以赴组织人抄写，就是抄不完，也会及时送回来的。

明之说：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应该多往坏处想，提前想好应对办法。

我觉得明之说得有道理，就和他一起研究了几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。

密件取走后，明之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以防不测。周日晚八点，卢竞 如按时将绝密文件退回，明之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半。

卢竞如说，周六晚上回到红岩“八办”,博古早已组织有关同志，在那里等候，整整抄了一昼夜。“八办”领导说，情报很好，很有用。

明之内心的兴奋，不亚于在战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。

但是，在没有把绝密文件安全送回去之前，明之仍然不放心。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呢?

星期一，明之提前上班，表面上装得大大方方，甚至还吹着口哨， 一副悠 然自得的样子。他把绝密文件放回保密柜后，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

就这样，明之神不知鬼不觉，顺利地获取了这份重要情报。他的工作受到南方局领导的称赞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有一次卢竞如与我们见面，还提起当年组织南方局工作人员抄写情报的情景，她对明之说：“那份文件可把大家忙坏了!”

就在明之得到那个绝密文件之后不久，国民党反共高潮逐步升级，隶 属“军统”的电讯总队负责人改成国民党职业军人，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 术人员，被撤职，并调来不少有军统特务身份的人，把持各个重要岗位。与 此同时，也加强了防范措施和对密级文件的管理，并强迫无国民党党籍的职员“集体入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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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，卢竞如与沈安娜、华明之在北京合影

明之回家与我商量，准备把这些情况报告卢大姐。他反复权衡利弊，觉 得还是离开电讯总队为好。明之征求我的意见，他说：根据党组织的指示，我 的主要任务是协助、掩护你。眼下我还是换一个政治色彩不浓的单位，才能全力掩护和协助你。

我说：你的想法很对。恩来同志和董老派我打入的时候，对你的工作要求是指导、协助和掩护，这个安排很有远见。我们两人不能都在要害部门，更不能只顾眼前一时一事，应该想得长远些，把工作做得更稳妥些。

明之说：那好，我们向卢大姐汇报。

我为明之思考问题深刻，又如此看重我的意见而感到欣慰。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和主心骨。长时间以来，他一直在我的身后支持我，为我出谋 划策，我们两人配合非常默契，可以说已经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。

卢竞如听了我们的汇报，认为我们俩的意见很对，立即上报南方局党 组织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完全同意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，华明之可以先办理国民党的“集体入党”手续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这个机构。

在明之办理加入国民党手续的同时，我抓紧托人联系工作。我托在国民 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同乡，推荐明之进入政治色彩不浓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。

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，成立于1932年10月，蒋介石任委 员长，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。1935年4月改隶军事委员会，易名为资源委 员会。1938年3月，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经济部。1946年3月，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。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，资源委员会的职能也不断发生 变化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主要职能还是资源的调查和开发。

“八办”领导认为华明之调换工作岗位的做法是正确的。作为掩护职业，华明之在资源委员会会计处工作，这是再好不过了。

明之的谨慎，对我影响很大，为做到安全隐蔽，我也处处谨慎小心。

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隔壁，有个“专员室”。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共产党的机构。我刚到机要处上班不久，就知道这个专员室的职能是什么了。为避免招惹麻烦，我从来没有走近一步。专员室有位专员，曾多次对秘书处的职员说：我们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书刊，你们可以进来看看。

据进去看过的人说，那里有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书，有中国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的著作，以及鲁迅、郭沬若 等进步作家的著作，还有《新华日报》等共产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。这 些书刊都是我平时想看而看不到的，因此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。

我回家对明之说起这件事：我想，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，这种地方我是不能去的。

明之说：对，绝对不能去!如果不发生事情还好， 一旦发生事情，就说不清楚了。绝对不能去!

我在重庆八年，从来没有去过那个“专员室”。

在明之调往政治色彩不浓的资源委员会时，我也在努力为自己增加保护色，只要有这种机会，决不放过。为此，我曾协助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整理自传。

甘乃光，南洋归国华侨，广东人，是中央党部的元老，在中央党部朱家骅和叶楚伧任秘书长时， 一直任副秘书长，因他年纪较大，为人厚道，很受部下 敬重。

甘乃光要写自传，办法是由他口述，找人速记，然后整理成文就行了。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副官吕氏兄弟向他推荐了我。甘乃光亲自找我谈话，还说要 给我一定的报酬。我说：报酬倒不要，能为副秘书长效力，是我的荣幸。但要请您向机要处张寿贤处长打个招呼，这样我就可以用点上班的时间了。

甘乃光对张寿贤处长一说，张处长欣然同意。他觉得这是甘副秘书长 对自己部下的器重，是好事。并嘱咐我“好好干”。于是我就开始利用上班的 时间，协助甘乃光写自传。

没想到这件事在机要处很快就传开了，都说沈小姐不仅是朱秘书长的老部下、亲信，还是副秘书长甘乃光的“红人”。这样 一来，中央党部上上下下对我更为尊重。机关的职员见了我，都恭恭敬敬地和我打招呼，称：沈小姐好!

我尊重别人，也换来了别人对我的尊重，在中央党部，谁也不把我仅仅当一个普通速记员看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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